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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苍生观税 作者：刘加苍

时间：2026-01-27

摘要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五条横空出世，确立了“自然人发生应税交易，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”的革命性规则，标志着中国增值税征管正式从“面向组织”迈向“穿透个体”，开启了“源泉扣缴”新模式。

　　引言：随着平台经济、共享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，自然人(个体工商户以外的个人)从事经营性活动日益频繁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增值税的征管体系主要建立在“组织化纳税人”(企业和个体工商户)的“自行申报”基础上。自然人临时性、偶发性应税交易量大、分散、高频的特点，使其成为增值税征管的“缺口地带”，税款流失风险与自然人办税不便并存。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(下称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)第三十五条横空出世，确立了“自然人发生应税交易，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”的革命性规则，标志着中国增值税征管正式从“面向组织”迈向“穿透个体”，开启了“源泉扣缴”新模式。紧随其后的第四十四条则为按次纳税的自然人提供了“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”的超长弹性申报期。这两条规定，构成了增值税制度史上“宽严相济”的创新组合拳：前者通过支付方前置管理，提升了税源管控能力；后者赋予自然人极大的申报便利，降低了无意识违法风险。

　　然而，任何开创性的制度设计都伴随着落地执行的复杂性。本文将剖析这一创新的益处、梳理其应用的典型场景，并重点聚焦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几大难点与挑战。

　　01 创新之处：何以称之为“里程碑式”？

　　旧体系(依据财税〔2016〕36号文及以前)：自然人(旧称“其他个人”)原则上自行申报纳税。仅在向境外支付或特定交易(如不动产出租)等极少数情形下存在扣缴。对自然人偶然发生的应税交易(如劳务报酬)，依赖其自觉到税务局代开发票或申报，遵从度低。

　　新体系(《增值税法》及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)：将对自然人的征收管理重心，从前端的“自然人自行遵从”转移到中游的“支付单位履行法定扣缴义务”。这类似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逻辑，利用支付环节的“现金流”牢牢控住税源。

　　益处显而易见：

　　堵塞征管漏洞：解决了自然人应税交易税务信息不透明、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的难题。

　　1、减轻自然人负担：自然人无需单独为每一笔零星收入跑税务局，可由支付单位一并处理税款，遵从成本大幅下降。

　　2、优化营商环境：企业(支付方)扣缴税款后，可依法取得合规的抵扣凭证(如完税凭证)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向个人采购“无票抵扣”问题，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。

　　3、协同效应：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的超长申报期(截止次年6月30日)，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间一致，便于自然人统筹安排税务事宜，体现了人性化管理。

　　02 常见场景：代扣制度将在何处发挥作用？

　　结合当前商业实践，自然人代扣增值税的制度将广泛应用于以下场景：

　　场景一：劳务与服务提供类

　　这是最普遍的领域。例如：

　　咨询服务：某互联网公司聘请外部专家张三(自然人)进行一次市场调研，支付报酬8000元。

　　设计服务：个人设计师李四为一家广告公司完成一个Logo设计，收取费用5000元。

　　技术服务与推广：网红或UP主王五通过平台(平台公司作为支付方或媒介)获取广告分成收入。

　　根据新规，上述公司(支付方)在向张三、李四、王五付款时，就需要履行增值税扣缴义务。

　　场景二：货物销售类

　　自然人向企业销售货物同样适用。

　　二手设备转让：个体经营者赵六将一台自用的二手打印机出售给初创公司，售价1500元。

　　农产品直销：农户孙七向本地餐饮企业直接销售自产蔬菜，收取价款。

　　支付对价的企业需要承担扣缴责任。尤其是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明确“自然人属于小规模纳税人”，这意味着即使其“年销售额”超过500万，也不登记为一般纳税人，其税务管理就依赖这套代扣机制。

　　场景三：财产转让类(部分适用)

　　对于不动产物权转移等特殊交易，规则有所区分。

　　不动产投资入股：个人将名下不动产投资入股到一家公司 ， 此交易中，个人并非直接从公司获得现金对价，而是获得股权。此时，作为支付方的“公司”支付的是非现金对价(股权)，是否符合“支付价款”的定义？参照现有实践和税法原理，此情形下可能不适用第三十五条的支付方扣缴，而仍要求个人(转让方)自行申报纳税——这恰恰是代扣制度难以覆盖的另一种“非现金支付”场景。

　　03 落地难点：制度优越性背后的现实挑战

　　尽管设计精妙，但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四条在落地时，支付方(扣缴义务人)将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操作难题。

　　难点一：计税依据的判断困境——“按次”起征点与“月度/季度”免税的冲突

　　这是最 重要 的难题。根据历史政策(如财税〔2016〕36号文)及各地执行口径，未办理税务登记的自然人按“按次纳税”管理，起征点为每次(日)500元；而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小规模纳税人则可享受“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(季度30万元以下)”的免税政策。

　　那么问题来了：支付方如何判断眼前的这个自然人，在过去/ 现在 是“按次”还是“按期”？

　　案例：某公司请讲师周八做了一场培训，支付课酬600元(超过500元)。如果周八是“按次纳税”，这次收入需扣缴增值税；但如果周八其实办理了临时税务登记，且本月累计收入未超10万，则本次收入免税，公司无需扣缴。

　　困境：支付方没有渠道，也没有能力去查询一个自然人到底是“按次”还是“按期”纳税人，更无法得知其在本月或本季的累计收入。这使得扣缴义务的触发条件(是否达起征点/是否免税)变得极不确定，企业面临“多扣(导致与自然人纠纷)”或“少扣(自身税务风险)”的两难。

　　难点二：税率/征收率的确定难题

　　即使确定了需要扣税，用哪个税率？自然人是小规模纳税人，通常适用3%的征收率(目前可能适用1%的阶段性优惠)。但是，如果自然人销售的是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(如旧车)，可能适用3%减按2%；如果出租住房，可能适用5%减按1.5%。

　　案例：公司租用个人吴九的一套住房作为员工宿舍，月租金8000元。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，需要准确判断该交易适用5%的税率，还是5%减按1.5%的优惠？这需要公司对租赁房产的性质(是否住房)、个人是否享受免税等有专业判断， 但 实操中 信息 是 严重不对称 的 。

　　难点三：差额征税情形下的信息黑洞

　　部分应税交易，税法允许以收入减去相关支出后的“差额”为销售额。例如，旅游服务、经纪代理服务、金融商品转让等。当提供这些服务的主体是自然人时，扣缴义务人将陷入困境。(目前差额征税是否完全取消，有待确认)

　　案例：某企业委托个人导游郑十组织一次团队活动，总收费20000元。郑十在组织过程中，需代为支付酒店、景点门票等费用12000元。根据差额征税规定，郑十的增值税应税销售额应为8000元。但是，企业(支付方)如何能知晓并核实这12000元的“差额”？ 自然人郑十可能无法提供，或不愿提供全部成本票据。企业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法定权力去审核另一个个体的成本构成。这导致扣缴金额的计算基础无法确定。

　　难点四：非现金支付与多方交易链条下的定位模糊

　　如前所述，在“不动产投资入股”等以股权、其他资产为对价的交易中，以及通过复杂合同安排、多方支付的场景中，谁是“支付价款的单位”？其法律关系和现金流可能难以厘清，导致扣缴责任主体不明确，给避税留下空间，也给征管带来挑战。

　　04 结论：任重道远，期待配套细则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　　《增值税法》及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引入的自然人代扣制度，无疑是中国税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勇敢突破，其方向正确，意义深远。它意图在鼓励个体经济活力与保障国家税基安全之间，架起一座全新的征管桥梁。

　　然而，这座桥梁的“桥墩”尚未完全夯实。上述四个难点，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需求：支付方(企业)在履行扣缴义务时，缺乏权威、实时、可验证的纳税人身份信息和历史涉税数据。这使得本应简化的代扣流程，可能变得复杂且风险重重。

　　因此，这项制度创新的真正落地，其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完全有赖于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五条所授权的“由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制定”的 “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” 。我们期待这个办法能：

　　1、明确信息查询机制：为企业提供查询自然人纳税人身份(按次/按期)、历史周期累计销售额的官方便捷通道。

　　2、简化判断规则：在信息无法获取时，制定安全港规则或简易征收办法，减轻企业判断负担。

　　3、规范凭证管理：明确扣缴后企业如何取得合规抵扣凭证，以及如何向被扣缴的自然人提供完税证明。

　　4、厘清特殊场景：对非现金支付、差额征税等复杂情形给出更具操作性的指引。

　　唯有如此，这项旨在“跨越主体鸿沟”的里程碑式创新，才能从纸面上的法条，真正转化为流畅、公平、高效的税收实践，实现其提升治理能力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双重初衷。

　　作者简介

　　刘加苍

　　苍生观税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，税务师。

　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本科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。

　　联系电话：185027517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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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苍生观税税务师事务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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