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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人都交纳些税给国家，这是必须的，是个人义务，个人用金钱的形式体现公民义务。起征线在1200或1500，亦可按不同地区征收不同的个人所得税，这都可通过广泛征求民意获得大家认可并支持。国家是人民的儿子，人民养育这个国家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！
问题也出在这里！
中国的父母给子女钱一般都是无偿的，不图回报的，子女要什么给什么，卖血买身也得先把子女养好。中国父母由于没文化，对子女用钱并没有严格限制，只有给钱的份，没有监督的权力与意识！许多中国父母还嘲笑西方父母，与子女之间一分钱都算得仔细，他们众多家庭的子女要零用钱还得用洗碗打扫卫生的方式换取！子女用钱也有一个计划书，有一个明细表，每一分钱来之不易，也用有所归，不能老子勒着裤腰带，儿子在外花天酒地！
所以，纳税事小，用税事大！
中国的人民就是中国的父母，既是天下最好说话的人民又是天下最心疼孩子的父母，唯一缺少的是责任心与监督机制！给多少钱给政府与给多少钱给子女都一样，关键是这些钱是不是为民所用了，是不是科学合理地使用了！中国人民与中国父母都是溺爱型的，只有给予的份没有监督的权，这样的结果就是放纵自己的后代，使他们成为没有责任心的人，成为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人，最终供养出来的可能是异化于自己的对象，成为纯粹的剥削者！
谁当皇帝纳谁的粮。
这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下的纳税心态！
奴隶社会不存在纳税人这一概念，而封建社会也没有真正的纳税人这一概念，纳税是强制性行为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让你交多少你就得交多少，没什么商量的余地，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纳税人概念才得以确立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通过纳税这一形式形成契约关系，交税的本质发生了变化：我交的这些钱是购买政府来为我服务的，不是被迫无条件的供奉！
我们的社会现状是有方式方法取民之利，无方式方法取民之意！我们有无数的方式来将民间之利汇聚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使用，但这“公共”事务如何界定，如何服务就与你纳税人无关了！
微观地说，一个地方的纳税人交了更多的税，这个地方就会享有更好的社会服务，警察会更多，街道会更漂亮，公共设施会更完备，这会有一个良性循环，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到这里投资生活，又有更多的税收来供给这一地区环境的优化与美化。所以一个地区的社会环境与纳税状况应成正比。再细一些说，我的汽车交了车船税，我行驶的道路上就不应该坑坑洼洼，更不应该老是没有井盖，如果因此毁了车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予以赔偿。现在是有人让你交税，无人为你负责！
现在政府推行问责制，希望问得细一些具体一些，要像收税一样用心地为纳税人负责。
宏观地说，国家不是一个地区，国税还有宏观使用这一层面，如，军费开支，教育开支，中国的教育支出占国民总值比例何其微小！中国百姓都在为教育做无限付出状！纳税人的税你是如何使用的？没有一个合理的回答。
有一个貌似对民负责的话，叫，税收：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！
取之于民我们都知道，财富是人民创造的，不取之于民，你能取之于谁？
关键是用之于民，你是如何用之于民的，每年几千个亿的官方消费性支出是用之于民还是用之于官？
纳税人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纳税，收税人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收税，用税人却是一个亿一个亿地做预算，狂放型地使用！中国的GDP被这些预算误导性地发展，丑恶而畸形，税取之于民时割了民一块肉，用之于民时又伤了民一次心！因为用之于民时你得“跑部前进”，因为用之于民时首先用之于官，因为用之于民时总是伴随着无数的腐败！
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站起来做工还是站起来行使公民权力？如果站起来了没有独立行使自己权利的能力，这站起来又有何用？
纳税问题是个技术问题。
它应该是一个指数的百分比，例如，北京人均月收入为4000元，人均月消费为2500元，月盈余为1500元，那么起征点就设在1500元！如果贵州人均月收入2000元，月消费为1000元，那么个税起征点就在1000元！取一个大致数就可以了，我们要有一个起征点的说法，我这里只是提供一种方式，只要科学合理，就可以成为通用规则。也可以用个人盈余法来交税，如北京人均月消费为2500元，你收是2500元，免交税，超出部分则交。这样可以平抑本地人均收入差距。
用税问题也是个技术问题，更是个政治问题！用得好，就有了社会和谐，就有了民心民意对执政党与政府的信任，也就有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，用得不好，就是一种巧取豪夺，就是对人民的欺骗与敲诈！每一级政府都应该向人民算一笔账，起征点为多少，本地个税将收入多少，如何使用，上交国家多少，本地政府支出多少，如何监督，如何审计，惩罚措施又是什么，老百姓不怕你收税，就怕你收了税不为民办实事！
胡锦涛说得好，情为民所系，权为民所用，利为民所谋。
怎样做到税为民所用，并由人民有效地行使监督权，这才是问题之关键！